曾任国家副总理的谷牧回忆道：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有了新的方针。为了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党中央和国务院派谷牧带团去西欧考察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一个多月的时间，谷牧一行人马不停蹄，先后访问参观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
这也是谷牧第一次出国，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终于有了点实感。在观摩了这些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运作和社会福利后，同行的人一致认为世界已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中所描绘的老概念大相径庭了。同时，大家也切身感受到了这些西欧国家，对于同中国交好，合作发展经济所显示出的极大兴趣。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接待和会谈谷牧的对象应该是副总理级别。但访问团所到之处，同大家会见的都是总统和总理级的人物，就连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也都出席了。
原本谷牧准备先聊政治，结果与会者皆与他侃经济。如他所言，无论是时任法国总统的德斯坦，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州长卡里，还是丹麦的代理首相，皆想同中国拉关系，做生意，给自家的技术找市场，产品找销路。因而访问结束后，代表团给中央和国务院递上了一份长长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其中报告指出，中国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可以学习和采纳国际上通行的许多做法，比如卖方信贷、买方信贷和补偿贸易等，来吸引外资，促进中外合作。
在高层领导听取完汇报后不久，1978年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务虚会[1]，讨论如何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讨论了二十多天的会议结果在三个月后凝聚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思想，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其中涉及的一项重大改革便是“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广东、福建的实行和经济特区的举办”。
谷牧追忆道：当时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贸易自由区、自由港，高效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那为什么中国的沿海地区不可以效仿这种国际通用做法呢？在这个问题上，广东政府显得尤为积极，提出建议，希望中央能下放更多权利，让广东能更加自由和自主去寻求机会，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允许在毗邻港澳和有着众多海外华人的侨乡——深圳、珠海和汕头分别划出一定区域，建设出口加工区。
在中央召开专门讨论会议后，谷牧再次带团出发，去往广东和福建两省做调查。一路行来，大家认为两省在发展对外经贸活动方面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加上深圳、珠海和汕头，还应在面对台湾的厦门，各划一块机动余地，实行更优惠的经济政策，招商引资，发展对外加工和对外出口贸易。
然而，这一看似水到渠成的计划，却被如何命名这个问题卡住了脖子，并招来了一些高层领导的批评。其中一些人无法忍受“出口加工区”这个名字，因为这和台湾的叫法如出一辙。但若改为“自由贸易区”，又显得太过资本主义。最后还是邓小平拍板到，不如叫“特区”。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时就叫特区嘛！”
以下是《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的主要部分摘要，略去有关外交谈判和介绍西欧五国情况两个部分：
通过这次访问，我们加深了对欧洲五国的认识，同时也联系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想了一些问题。建国以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十分伟大的。但是,应当看到，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又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政变这种落后状况。我们能不能在二十三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次看了了五国的情况，我们更加有信心了。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下,如何更好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问题,根据我们在国外的考察，感到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关于加强对西欧的工作问题。我们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进一步加强工作。战后三十多年来,欧洲的社会经济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同我国的关系也不断发展。过去由于“四人帮”的千扰破坏，我们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状况了解得很不够,不少工作需要进一步开展。我国驻欧洲各国使馆的工作,也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要把研究所在国的经济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我驻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的使馆，最好能设经济参赞处。同时，国内也应指定一个机构,综合研究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和问題。
目前,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中日签订长期贸易协定后,对欧洲影响很大。我们同欧洲几个国家领导人会谈时，他们的最大兴趣是谈贸易问题。联邦德国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二百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安会上提出，如我愿接受五十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二百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定下来。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在我代表团回国前,就派人来京商谈提供二十五化美元存款的事宜。这说明他们解决资金过剩的急迫心情。考虑到欧洲一些国家对我比较友好，生意可做得更大一些。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争取欧洲，团结反霸，同时也有利于同日本、美国等国家进行谈判，以更有利的价格引进技术设备。从这几个国家引进设备,应根据他们的技术专长进行适当分工,比如法国可以电站设备，联邦德国以煤炭、化工设备，瑞士以精密仪器、农药设备,比利时以有色金属冶炼设备，丹麦以造船、水泥设备为重点。如果这个设想可行，应即与这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谈判，争取签订对我较有利的长期贸易协定,把又头协议的东西尽快落实下来。
关于扩大进出又贸易问题。我们能否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的支付能力。只有出又更多商品,取得更多外汇，才能引进更多技术设备。为此建议一、采用补偿贸易的办法,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大规模地开发洪炭、石油、有色金属、非金属矿山，争取几年后有相当数量的燃料、原料出又,这样可以很快偿还引进技术设备所需的费用。这种办法对欧洲最有吸引力，对我们来讲既不损害我国主权，又没有什么风险。二、放手大搞来料加工和装配业务，以进养出。学习技术，积累资金，逐步发展到自己制造。三、大力增产传统的出又产品。我们要建立更多的外贸基地，比如大豆,国际市场上是畅销货,应尽快把东北大豆出又基地搞起来。各省都可以因地制宜橋出又基地。在现有工厂、农场中,可以有计划地确定一北单位，主要生产出又产品,面对国际市场，以便扩大出又贸易,换取更多外汇。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据反映,省市要一笔外贸货款,就得来北京跑许多单位，盖十四个图章,往往需费时一年。最近,北京市为引进一套西德眼镜片的焙炼设备，申请二百五十万美元货款，上报已半年多，至今尚得不到批准。由于手续烦琐，限制过多，我国银行去年有二十多亿美元存款，只利用了四亿多，大部分没有利用。为了调动地方、各部和企业的积极性,建议实行外汇收入分成的办法，多出又产品多分外汇。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同时，应当允许有出又任务的企业直接同外商见面，以便及时了解国际市场的需要,灵活安排生产，提高竞争能力。出国人员的审批手续，也要大大简化。
关于引进设备的支付方式，目前普遍使用延期付款的办法，偿还期一般不超过五年。最近法国、比利时一些公司提出，期限可延长到十至十二年。这种办法可以继续采用。延期付款，也就是所谓“卖方贷款”。据我们在国外了解，这种方式有的要多付一些钱,建议今后更多地来取“买方货款”的方式，这样可节省一些钱。最近，中央已决定在卢森堡设立中国银行分行，建议在巴黎、法兰克福等地也设立分行,扩大信贷业务。
关于发展科学技术问题。欧洲几个国家所以能够在一二十年时间内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科学技术起了关键作用。没有电子、原子、宇航、有机合成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没有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就不可能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欧洲经济的现代化，是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我们也必须进行这样的工业革命。目前国外一般是五年更新一次设备，产品、工艺年年有政进，而我们的生产设备十年二十年也不更新政造，产品、工艺多少年还是老样子。这种状况要迅速改变。
许多工厂企业,对于机器设备，特别是引进的大型设备，管理得不好，有的甚至很快就搞坏了。如果不来取有力措施，迅速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和工人的技术水平，今后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问题会更加突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建议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对生产工人、农机手,有计划地进行培训,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技术上不合格的不准上岗位。对经济部门、工厂企业和人民公社的各级领导干部，也要有计划地进行轮训，既要提高政治恩想水平,也要提高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在业务上不称职的，不能当领导。考虑到我们国家每年大专学校招生人数有限，今后应多办中等技术学校，加强职业培训,使一些不能进大专学校的青年,能掌握一门生产技术。要采取各种形式加强同国外的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目前派出的留学生大多是学语言的，这种做法要改进。
关于政进经济管理体制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毛主席曾经讲过,欧洲各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国家较小,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办事机动灵活。我们这次出访看到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例如联邦德国州一级地方政府的权力比较大，许多事情州政府定了就可以办,这很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联邦德国的菜茵州只有三百六十万人又，一年就有一百化马克(约合八十亿人民币)的财政收入由州政府支配。这笔钱，除了用于行政费开支外,主要用于发展农业、地方交通、教育、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事业。工业建设则由各个资本家投资,不包括在内。我们的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地方没有多少权力，许多事情都得跑到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几个部门，等上几个月,还没有结果。上层建筑的这种状况,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显得很不灵活，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工作就搞不活,也就谈不上高速发展国民经济。考虑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各方面的看法也不一致,建议中央成立一个政革经济管理体制小组，吸收地方的领导同志参加,尽快研究提出政进办法。
关于加强农业基础和两个先行的问题。欧洲五国的资源和能源都很贫乏,他们经济发展得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业这个基础比较好，电力、交通做到先行。欧洲共同体的农业不仅自给，而且过剩。我们访问的五国,法国、丹麦农产品自给有余,瑞士、比利时、联邦德国的自给率也达百分之七八十。他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保护和发展农业,对我们很有启发。比如他们除国家有较大的投资外，还普遍设立农业银行，发放低息货款，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他们设有农业顾问,负责指导农民按照科学方法进行生产，推广新技术，并帮助解决生产资料供应和农产品价格等问题。联邦德国每三百五十户就有一个技术顾问。他们十分重视良种培育,在发展农牧业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应当切实加强农业科研教育,迅速把良种试验研究中心和种子公司成立起来。这几个国家农业专业化程度很高，法国南部和联邦德国菜茵地区，大片土地种植葡萄,丹麦主要种大麦养猪。由于做到因地制宜，生产率就较高。我们国家现在有些政策规定，不利于实行专业化生产,应当适当政華。他们很重视造林、护林，联邦德国虽然是个人又稠密的国家,森林面积仍占国士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九。法国、瑞士、比利时等国都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我们在联邦德国看到一个露天矿，随采随回填造林，整个矿区郁都葱葱,除正在开采的工作面以外,全有树林覆盖。我国森林面积很小，造林工作开展得很差,从长远看,对于发展农业、保护环境都是十分不利的。建议制订《森林保护法》，切实加强造林、护林工作，政变自然面貌。同时加强三四十亿亩草原的建设，发展畜牧业。这对根本改变西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的自然面貌和发展农业生产都有重要意义。
五国的能源十分贫乏，但是他们都千方百计使电力先行。电力工业的平均年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速度,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在发展电力中,他们首先利用本国的水力和煤炭资源。瑞士的水力资源已开发百分之九十八,法国已开发百分之九十五。联邦德国利用菜茵矿区的褐煤，建设了六座坑又电厂,装机容量达一千一百多万千瓦。六十年代他们进又原油发电,七十年代集中力量搞原子能电站。我们所到之处,根本不存在缺电的现象。而我国现在到处缺电，如果不加快电力发展,将来大规模建设开展起来,这个矛盾会更加突出，势必影响全局。我国有极为丰富的动力资源，是西欧所不能相比的。当前的问题是，要以更大决心,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加快开发水电,加快建设坑又电厂,加快研究利用石煤、油母页岩等低质燃料，填补核能利用的空白，使电力真正成为先行。建议在国内矿山机械中，专列水电施工设备，为各省开通渠道,加快中小水电的建设。同时，下决心进又大型水电施工机械,加快大型水电建设。在发电机组的制造方面，要结合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解决低水头灯泡式机组、水电五十万千瓦机组、火电三十万、六十万千瓦机组、核电九十万千瓦机组和高压输变电方面的生产技术问题，提高自制能力。
交通运输的现代化，是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必要条件，这是欧洲五国向我们再三介绍的经验。我们目前的交通运输状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很不适应。港又建设这几年虽有成绩，但还不能满足进出又贸易发展的需要。铁路数量少、现代化水平低。内河运输、公路建设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我国广东省的面积同西德差不多,公路通车里程只相当西德的十分之一。长江航线比菜茵河的西德段长三倍,而运量只有菜茵河的六分之一。如不迅速政变交通运输的这种落后状况，必将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在近几年内，我们必须大力加强交通远输的建设。除加快港口、铁路建设外,要重视内河和公路的建设，特别是要重视发挥长江及主要内河的作用,使交通运输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先行。
详情见第292-324页，谷牧，《谷牧回忆录》（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1]: 据知乎网友说，"务虚"︎︎︎是毛泽东创造的新名词，指通过漫谈，对现有官方理论不能解释的事物重新释义，藉以统一宣传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