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圈
蒋开儒曾说[1]，有一次他在大巴上听到广播里传出一段幼儿园里的对话。老师问：“小朋友，你知道深圳是什么？”小朋友们答：“知道。深圳是邓爷爷画的一个圈。” 小朋友们的这番话出自歌曲《春天的故事》的一句歌词，而蒋开儒就是这首歌的作词者。
蒋开儒于1992年南下深圳。时年57岁的他，已从单位退休，从亲朋好友处，筹集了2000元，作为旅费，想亲眼去看看只能从报道中听闻的深圳。来到特区后的两周，蒋开儒收到家中来信，问到：“特区里的人们是什么样？” 蒋开儒答：“大热天的，男的西装革履；大冷天的，女的短裙露肤。”这是当时特区外，普遍穿着毛装，无法自由买衣服，做新衣裳还需布料分配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瞧见时髦女郎刚做好的头发在自行车带过的风中飘荡，蒋开儒决定暂时留下来，不走了。
靠着先前在老家黑龙江的文艺工作经验和写歌词获奖的履历，蒋开儒在蓝天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企业家艺术团找了份临时工。这份收入得以让他在工作之余，好好的逛逛深圳。《春天的故事》中关于「画了一个圈」的灵感就来源于一次闲逛。在参观蛇口工业园区博物馆时，蒋开儒见到了一张馆藏的《香港明细全图》。即便这张旧地图几经涂抹，图中一个用红笔画的圈仍清晰可见。他突然觉得，用圈来形容深圳特区是再恰当不过了。按他的话来说，这看起来是围起特区铁丝网的那个圈，但实际上是邓小平理论在这画了一个圈，是这个圈把没完没了的‘姓资姓社’的阶级斗争变成了改革开放，解放了思想。于是，他激动地写下了《春天的故事》里最著名的那段话：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据悉，蒋开儒在博物馆看到的地图上的圈，其实是为1979年时仍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所画。圈出来的地方不是别处，正是今日的蛇口工业园区。79年的冬天，1月31日，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在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的陪同下，带着一张《香港明细全图》，向李先念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介绍和汇报招商局开发蛇口工业园区一事。
李先念看着地图上突出来的一块儿，随即在南头半岛的脖子处画了两杠，大手一挥，说：这一块就批给你们开发工业园区吧。但由于面积过大，预算不够，袁庚指了指半岛尖上的一小块地，蛇口，做出了请示。因而，现在地图上仍清晰可见的蛇口旁边的五角星和圈，极有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画的。
但即便如此，现今流行的说法仍是：这个春天喻指改革开放，这位老人是邓小平，而南海的那个圈，则是当年的深圳经济特区。这里特别强调深圳经济特区，而不是深圳市，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只是深圳的一小部分，而深圳的前身其实是原广东省的宝安县。
宝安县紧邻香港，两地虽只隔着一条窄窄的深圳河，但香港居民的收益在改革开放前却是宝安农民的100多倍。如此巨大的经济悬殊，外加一连串政治运动对当地造成的影响，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一系列大逃港事件。据《深圳大事记》记载，大逃港事件先后经历了4次偷渡高潮。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在公社化和改造运动期间，宝安县大约有5，000多人逃离香港。第二次是1961年，所谓的全国经济特大困难时期，共计逃港1.9万人。第三次，1972年，外逃2万人。最后一次偷渡高潮是1979年，改革开放前夕，外逃三万人左右。据相关统计，宝安县历年外逃计有119，274（十一万九千二百七十四）人次，实际成功逃港人数为60，157（六万零一百五十七）人，光是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人员就多达四五百名。
然而，原宝安县的官员后续回忆称，这些数据的统计显得过于严谨了，在1949年至1980年期间，这个30万人左右的县，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有过偷渡行动。很多村在此期间逃得一干二净，变成了连条狗都没有的鬼村。更有甚者在出逃时喊出：“就算是死，骨灰也不要飘回来！”这样的话[2]。
如此情形正如邓小平所言：“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深圳在穷则思变，且不得不变的背景下诞生了。1978年12月18日，第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政策重心调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接着，次年3月，国务院同意撤县立市，将原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起初，划给深圳市的行政级别是隶属于惠州市，但几乎立即又被重新划分为副省级，其政治事务由广东省政府打理，而经济则由中央直接管理。1980年8月26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实施，大小327.5平方千米，约占深圳市行政区域总面积六分之一，覆盖今罗湖、福田、南山和盐田四个城区的区域被划分了出来，用于建设经济特区。
紧接着又在1981年的10月，恢复宝安县为深圳市的行政区划，并正式更名为新宝安县，占地约1，625平方千米。随着经济特区的建立，一条名为二线关(相对于中国和香港边境的一线关)的边界线于1982年开始修建，并于三年后（1985年）全线竣工，正式投入使用。二线关由混泥土柱支撑，高达3米的铁丝网构成，旁边是一条由鹅卵石铺成，全长90.2公里，有着163座瞭望塔把手的巡逻路[3]。非特区内的居民，但凡想要进入特区，皆需要申请边防证，并通过沿线开设的检查站入关。因而，民间称呼特区为关内，特区外为关外。
如此一来，画个圈后再生产的仍是毛时代下的城乡二元制。关内似城市，而关外如农村，换汤不换药。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在特区正式建立以前，要先花一番工夫，撤县立市。一是利用中国城乡二元制的土地产权差别，为后续特区内的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开发项目，进行土地征收和产权转变做准备。二是，所谓的解放生产力，打破原毛时代下的公社化社会主义制度，重新恢复原有的乡村行政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让生产大队回归村集体。在砸了大锅饭的同时，抓大放小，允许甚至鼓励村集体，招商引资，自求发展。
虽比起新宝安县，深圳特区似城市，但比起香港，深圳又似农村。政府在分割和强化城乡差别的同时，也利用了这种差异，攫取价值。比如有策略性、选择性的开放比邻香港的深圳，作为接收外资和国际贸易的窗口，在促进珠三角洲恢复原先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掐灭的活力同时，也帮助其重拾曾在全球经济网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深圳和香港之间从未真正断绝的亲族关系往来，也由偷偷摸摸、小心翼翼，变得正大光明，更为密切。一边是大量（香港）外资不断涌入特区，另一边是数不清的农民工往里赶，形成了一波又一波前所未有的移民潮。
然而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限制了大量移民的城市福利，他们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被剥离、分割开来。在正当年时，他们为深圳创造和发展生产和再生产廉价劳动力，创造了巨大的剩余价值，在年老时，却又被排挤在边缘。学者费正清曾告诫他的学生说，“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4]。 这也是在提醒我们，春天的故事背后，不只有气壮山河，万象更新，更是有血有泪，有喜有悲。
随着97年春晚董文华的演唱，《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也随着改革开放路线的坚持，走进了中国义务教育的课本。一时间，深圳的联想成了老人与圈的固定搭配，就像圣诞节时标配的Mariah Carey。因而在问及深圳是什么时，小朋友们能不加思索地回答。
[1]: ‘蒋开儒：从《春天的故事》到《走进新时代》记录时代巨变心跳’，《南方工报》。
[2]: 更多请观看纪录片《沧海桑田——深圳村庄30年 第一集》
[3]: See p.129, O’Donnell, M.A., Wong, W. and Bach, J. (2017) _Learning from Shenzhen: 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vailable at here︎︎︎
[4]: 见总序，吴晓波（2017）《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 1978-2008》。
[5]: 背景为《春天的故事》MV，视频来源YouT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