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城中村”时，我们指的是现代中国一个独特而具体的社会现象。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城乡二元制便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象，一边是明晃晃的城乡分野，另一边却是暗戳戳的纠缠不清。这种混杂的丰富状态又进一步体现在深圳的城市规划、发展和管理上。城中村便是这奇特现象下的一种产物，在城乡分割与政府管理的夹缝中成长起来，既体现了中国长久以来城乡不平等问题的结症，又为深圳的快速城市化提供了土壤与环境。
城中村的特殊性源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和“邓小平时代的开放”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遗产的交叠。根据美国文化人类学者马丽安的观点[1]，在毛泽东时代，农村被视为革命的根据地，而城市则被视为邪恶的温床，满是吸血的商人、腐败的官员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农村包围城市”不仅是一个口号，也是一个坚定而明确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战略，旨在切断农村对城市的供给，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达到“净化”城市的目的。随着土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运动的推进，这种农村革命的热情日益高涨，直到邓小平时期，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突然转向。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城市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前线。城市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扩张的基础设施开始反向包围农村。
如若邓小平所言，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搞成功是愿望，不成功则吸取经验，那么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便是摸到的第一颗大石头。1979年3月，原广东省宝安县撤县设市，更名为深圳。随后，327.5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深圳划出，于1980年8月正式设为新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接下来的十年里，深圳特区内外的各村集体自主招商引资，众多乡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保留宅基地的前提下，大量农村集体土地被转为城市和工业用地，用于建设工厂和楼房。随着用工需求的高涨，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纷纷涌入特区。村民们也与时俱进将原本两层楼高的自住房，即当时所谓的“[[农民房]]”，加建至六到八层，作为额外的“工人宿舍”，以此增加个人收入。可以说，这些紧邻的“工人宿舍”就是今天大部分深圳城中村里“握手楼”的雏形。
1992年，特区内所有农村集体土地一夜之间被城市化和国有化，特区内的村民也在一夜之间洗脚上田，成为了居民。村落变成了街道，而村集体则转变为居委会。尽管当地政府和居民仍然默认村集体的社会权利和土地权，但这种默认不再被法律所承认。土地的拥有者也就成为了土地的使用者。在经济组织形式上，村集体也随之“现代化”为股份合作公司，村民也多了个股东的身份，享有最终的分红权益。这样由村到城的集体转变，首次发生在1992年的特区，然后在2004年扩展到整个深圳市。正如政府的官方宣布，深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消灭农村的城市。因而，严格来讲，“城中村”在深圳实际上是一个伪概念，充满了矛盾。
这些矛盾不只源于官方叙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还在于“城中村”在法律意义和政策上模糊不清的概念，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果深圳真是第一个没有农村的中国城市，那现今仍星罗棋布的“城中村”又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当我们走街串巷时，我们就会发现，“村“其实无处不在，且早已作为城市肌理的一部分，融入了现代深圳。也许其中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城市社区的[[地名]]和[[建筑]]。比如，以原村名字命名的街道，又或是同周遭格格不入（你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握手楼等城中村非正规建筑。如此想来，我们是否可以以城中村为线索，游走并探索中国都市与乡村想象的中间地带？
[1]: See O'Donnell, Chapter 5, 'Laying Siege to the Villages: The Vernacular Geography of Shenzhen', In O’Donnell, M.A., Wong, W. and Bach, J. (2017) _Learning from Shenzhen: 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_.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vailable at here ︎︎︎